随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于2018年11月发布《绿色投资指引》，基金管理人被要求每年开展一次绿色投资情况的自我评估。尽管该指引并非要求基金管理人强制遵守ESG投资原则，但ESG投资的理念正逐步被引入国内的基金行业。同时2018年9月中国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推动上市公司确立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而香港联交所联交所早于2015年底将上市公司ESG投资的披露责任由建议披露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释，投资者对企业ESG披露越来越重视，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ESG投资即不以传统方法采用的财务状况、盈利水平、运营成本和行业发展空间等因素来评价上市公司，而是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ESG）等因素纳入到投资的评估决策中，并以社会公益、环境保护和公司治理优的企业为投资对象。ESG投资最早为宗教信仰者的伦理投资，逐步演变成关注女权运动、环保主义、反战、反种族歧视的社会责任投资，最终纳入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并形成现在的ESG投资理念。区别于社会责任投资倾向于寻找有社会责任的投资对象，或者不投资有损于社会责任的公司，例如社会责任投资者不会投资于酒类企业或武器生产商，ESG更多关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安排能为投资投资者创造的价值，只要这类企业能处理好相关问题，他们也可能作为投资对象。事实上，ESG对企业绩效影响确实是存在增强效应的，摩根士丹利对北美和新兴市场的研究表明，ESG与财务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原因在于ESG表现优异的公司对声誉具有积极影响，ESG表现优异能增强客户黏性并改善公司经营，从而导致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ESG的引入将为投资者提供在财务数据、交易数据之外的更多维度的信息，并有助于投资者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好企业。
        尽管ESG投资在国内前景广阔，但ESG投资的发展依然面临很多障碍。首先，ESG在国内上市企业中未必能够得到完善尽责的执行。德勤对港交所上市企业的2017财年ESG披露信息研究发现，仅有21%的公司披露了ESG建设的整体目标，同时从组织关系上看，仅有19%的企业披露了董事会参与ESG决策的相关情况，董事会对ESG管理建设参与不足。所以如果缺乏对ESG制度建设的更完善的约束机制，企业主动遵守ESG的动力不足。
        其次，ESG尽管明确在社会、环境和公司治理三大因素上鼓励企业采取合适的制度安排，但什么样的安排和措施是完全符合ESG预期却并不明确。国外对ESG评级的主要服务提供商为MSCI和汤森路透，尽管其明确了进行评估的范围和规则，但其具体的评价方法仍然属于黑箱。评价所依据的数据无法保证权威性，在其采纳的数据中包括上市公司自行披露的数据，这些数据的不全面性和可信度也存在疑问。
        此外，ESG理念源自发达经济体的规则和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国内企业。过去国内经济发展的道路是相对粗犷和原始的，一些社会、环境及公司治理上有缺陷的公司反而在行业竞争中胜出。例如，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某医药行业营收排前列的公司收到药监局和监管层处罚次数远超于同行业公司，但在同期其企业应收增速却大幅领先于同行。而某些周期性的行业尽管持续排放有毒污染物也未曾作出污染治理的安排，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了企业的高速增长。再比如某些房地产行业通过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激进增加房地产库存在房地产顺周期中取得了较好的业绩成长。当然，我相信企业发展以牺牲环境、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现象在未来更加规范的A股市场中会逐步减少。但同时ESG在某些情况下也会不利于企业发展，例如ESG鼓励企业建立工会并通过工会对有损于员工利益的股东决议进行约束，但美国汽车行业正是由于过于强势的工会力量而不堪重负，即使处于经济萧条汽车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