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最近是个敏感词。3月23日，在美国对中国实施钢铁关税后，中国决定对美国价值30亿的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美国随后根据“贸易战专用”301条款调查并列出了后续500亿美金商品的征税名单，而中方亦紧接着出炉了类似清单，其中包括了美国主要出口中国的商品：大豆和飞机。就在刚刚结束的周四，特朗普总统突然要求拟定千亿美金商品的扩大征税计划，中国也毫不示弱地通过新华社回应道：“你加码，我何惧？尔欲战，我奉陪”。双方你一言我一语，烈火烹油，好不热闹。
    回首17年末，习主席在故宫盛大款待了到访的特朗普总统（之前从未有国家主席陪同他国元首游览故宫之先例），并签下了两千余亿美金的大单，其间饱含着对特朗普改善对华贸易看法，塑造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希冀。岂能料到总统的芳心甚是难以取悦，回国不出半年就举起了贸易大棒，意图“改善美国贸易状况”。
    中美贸易摩擦看似偶然，却有历史的必然性。古希腊学者和政治现实主义奠基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指出，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建立在恐惧和自我利益的基础之上。国家之间从不存在所谓“友谊”，因而这种竞合关系更近似同事之间的关系。决定两个人竞争与合作的，终究是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彼此忌惮是永恒的主题，没有人希望对手有反制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
    回顾历史，每一个新兴崛起的强权，必然会被原本的世界老大所防备，双方最终多以兵戎相见。17世纪，英国以海盗和商船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根基。19世纪初拿破仑意图冲破封锁，获得向外扩张的机会，与英国爆发特拉法加海战并最终落败，使英国稳固了全球帝国的霸业一百余年。目光回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面对强大的法国和崛起的德意志帝国时，不列颠坚持“大陆均势”策略，意图确保自身老大哥地位。最终尽管德国被战胜，也是以英国元气大伤为代价，隔海相望的美国借机完成了惟一的一次平稳的世界警察权力交接（当然英美文化同源也是重要原因）。
    二战之后，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以掠夺资源为目的战争不再有爆发的基础，贸易争端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矛盾载体。美日之间的广场协议，标志着日本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的失败。作为近四十年来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这一次站在了当年日本的位置。在这个美国建立的新秩序当中，以低廉的人力成本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迅速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当中。
    过去中国更多被视为巨大的市场，各国企业争相进入以获得高额利润。但是随着中国实力超预期的快速增长，曾经一起赚钱的“生意伙伴“逐渐心生猜忌。我国市场与其他经济体最大的不同在于，政府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并未丧失主动权，而是采用一系列合资、技术转移、局部限制外资进入等方式，逐步构筑了中资企业强大的护城河。当前 我国最“拿得出手”的国际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无一不是在强大的保护之下成长成为了世界巨头。与此同时，中国基础科学领域的进展也值得瞩目。回顾各大基础科学期刊如《自然》、《科学》，中国学者刊发的A类论文数量早已“赶美超欧”，超级计算机榜单的前三位被中国垄断多时。我国R&D的费用投入和专利申请，均已经位列世界前列。
    广袤的十亿人口内陆市场，给了中国与当年日本完全不同的竞争优势：自我技术迭代能力。80年代日本迫切需要的全球市场，对企业来说不仅是利润获取的源头，更是技术试验场和驱动力。通过在一个巨大市场中的不断竞争和创新，市场技术往往能迈进新的层次。而中国，恰恰就具备了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在一个尖端技术被持续封锁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有能力通过自身创新和竞争，在部分领域形成与国际一流水平近似或平行的技术体系，这一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局部对境